（图/《不求上进的玉子》）大咖配资
2013年，山下敦弘导演的电影《不求上进的玉子》，以近乎「反励志」的姿态呈现了一个日本年轻女性对主流成功学的疏离。没有激烈的对抗，也没有悲情的控诉，只是平静地展示了一种「不参与竞争」的生活可能。
23岁的小镇女孩玉子在东京读完大学后返回故乡，成为了终日懒散度日、百无聊赖的家里蹲。每天不是吃就是躺，无所事事地看电视、看漫画，嫌爸爸啰嗦生气吵架，无精打采地敷衍邻居，怨天怨地怨社会就是不怨自己。
很多观众都羡慕玉子这种心安理得的松弛，大概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状态，在国内几乎不可能被公开的允许。
从职场加不完的班，到学生做不完的作业，再到商户打不完的价格战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竞争漩涡。
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，有一个问题总是被反复提及：当时代的红利消退、上升通道收窄，旧有的模式难以为继时，个体为什么还是无法停止内卷？为什么欧洲人能够过上从容的生活，而我们依旧在为基本的权益争取空间？
答案也许并不在个体的选择上，而在于历史进程、制度和思想发展阶段的不同。
回顾历史，欧洲在工业革命初期也曾经历过类似的「内卷狂欢」，而当下我们的「内卷」，更像是过去四十年发展逻辑的自然产物。
|01 努力曾经真的改变命运
当努力能够带来确定性回报，人们自然会选择向前奔跑。
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1978-2022年间，我国GDP年均增长约为9.5%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49283元，增长足足超过了140倍。
在这条快速上升的增长曲线上，投入与回报的关系清晰可见。尤其是千禧年后的20年，房地产和互联网两大行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引擎，也让无数寒门子弟实现了阶级的跃迁。
以房地产为例，2000年全国商品房每平米均价约为2112元，2020年上涨至9860元。而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更是令人叹服，贝壳研究院《中国住房市场报告》数据显示，北京住宅均价从2000年的4千/平，上涨到了2020年的6万/平。
2019年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《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》显示，住房资产比重已经占据居民家庭总资产的59.1%，远高于美国的24.8%。这意味着，买房不仅是居住行为，更是财富积累的核心方式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「拼」是理性的策略。年轻人通过没日没夜的工作攒下首付，家庭通过置换更优的房产来实现资产的增值。整个社会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：只要足够努力，就能够搭上时代的列车。
互联网行业更是如此。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开始兴起，平台经济迅速扩张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行业「小镇做题家」的致富神话。
2012年，百度上地大厦的一场Summer Party中，李彦宏亲自给三个表现超出预期的团队颁出了「百度最高奖」，28 名基层员工，分走了300万美金。
2016 年，腾讯手游《王者荣耀》上线仅两个月，全球注册用户破亿。当年团队年终奖人均140万大咖配资，核心员工甚至分到了290万，最低分红也有60万。
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在北京大学国发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：
过去四十年最强大的激励，不是口号，而是现实——你真的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。
因为看见，所以相信。这种可预期的上升通道，使得「卷」成为个体主动的选择，而非被动的承受。
4年前，字节在考虑取消「大小周」时做过一次内部调查，其中三分之一的员工支持，三分之一的员工反对，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取消大小周后会损失掉很大的一部分收入。
即便从2020年以来，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房地产进入调整期，开始跌跌不休。互联网行业也步入了存量竞争的阶段，招聘需求急转直下，裁员事件频发，从业者开始感受到职业不确定性的增加。
虽然「卷」的边际效益在下降，但惯性仍在持续。因为过去三十多年形成的生存逻辑，很难在短时间里就扭转过来。
|02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
想要实现欧洲那种低欲望、慢节奏的生活，是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。
其中，我觉得有两个必要条件：一是社会阶层趋于稳定，卷的天花板很低，动力自然减弱；二是「职业教育」体系改革与社会支持的提升，缓解家庭对「面子」和「出路」的焦虑，社会「唯学历、轻技能」的认知被打破。
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，欧洲人之所以「不卷」，是源于制度保障所带来的安全感，但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，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，个体想卷也很难卷出个名堂来。
就拿德国来说，社会结构非常稳定，中产阶层占比很高。德国联邦统计局
（Destatis）2022年数据显示，约有58%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（定义为中位数收入的60%-200%）
但与此同时，代际的流动性又很低。OECD《2018年就业展望》的报告里指出，德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.5，高于OECD平均水平0.4，这就意味着德国父母的收入对子女未来的影响很大，想要实现阶层跃迁的难度较高，这也导致了德国人「过度努力」的动力不足。
其次，在德国，教育并不必然带来高收入或者是高地位。2021年《明镜周刊》曾经报道过，柏林出租车司机中约有35%拥有大学学位，其中包括多名硕士和博士。
德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是按照分层模式的逻辑在运行，小学毕业后，就会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发展意愿来进行分流。
学生有三条路可以自由选择。一是走「学术型」人才的综合大学
（Uni）路线，优势是文理领域都能深耕，未来发展潜力巨大，但毕业后就业难度高大咖配资，收入不稳定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上限高、下限低， 适合对学术有浓厚兴趣且能承受就业不确定性的学生。
二是走「技术型」人才的路线，这类学校是和行业的需求紧密结合，校企合作，学生一边实习赚取收入，一边完成学业，可以说是毕业即就业。下限有保障，但上限低，适合希望快速进入职场、追求稳定收入的学生。
三是走「专业型人才」的应用技术大学
（Fachhochschule）路线， 承担衔接高级技工和基础科学研究者的角色，可以获得本科学历，兼具理论和实践，上限和下限都比较高，几乎没什么劣势，这也是德国普通家庭最认可的路线。
而德国的教育分流之所以能够高效地推进下去，一方面是因为选择自由，即便是学习能力强、思维活跃的年轻人，也会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规划来做出选择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分配。
另一方面是社会拥有强有力的劳动保障体系，保证工人拥有稳定的就业环境。学生在选择技术路线时，不需要顾虑职业尊严和未来的发展。一名熟练技工的平均税后月收入可以达到3800~4500欧，接近初级工程师的薪资水平，所以不存在当工人没面子的观念束缚。
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
（BIBB）《2023年职业教育报告》显示，每年约有50万青少年进入职业培训体系，超过70%的受访者表示「愿意选择技术路线」。
这样一来，不仅实现了学生的多样化发展，还确保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稳定。
相较之下，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03 思想与欧洲仍有时差
除此之外，关于「996」这类问题的思考，欧洲也已经有了几百年的思想沉淀。
14世纪的黑死病，造成欧洲人口减少30%-50%，死亡的普遍性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。17-18世纪，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人性的价值，启蒙运动确立了个人权利的观念。
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，当工人面对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动、恶劣工作环境时，哲学和社会理论开始支持工人提出抗议。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批判了剩余价值剥削，傅立叶、欧文等人构想出合作式的生产模式。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工会运动、八小时工作制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成为国际劳动节起源之一；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动八小时工作制立法。这些抗争都不是孤立的存在，而是集体意识觉醒的结果。
而中国将现代化进程压缩到了短短的四十余年。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说过：
我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，但大众的文化心理仍带有前现代社会特征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迈入了21世纪，但精神文明仍在追赶。
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依然普遍相信「读书改变命运」「进大厂」等于成功。这种信念和19世纪英国工人羡慕工厂岗位的心态是极其相似的，当时工厂可以提供稳定的工资，相比农村的贫困更具有吸引力。但随着付出的健康代价显现（尘肺病、早衰），劳动者逐渐意识到系统性的压迫。
如今，类似觉醒也正在发生。躺平文化的流行，是青年一代对竞争文化的反抗。
2023年，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典型案例，明确「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我国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」。
但整体而言，集体意识尚未成型。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2023年一项问卷调查显示，在1200名职场人中，52%认为「别人更卷所以我不得不卷」，只有14%表示「愿意参与改善劳动条件的集体行动」。
这种「内部分裂」削弱了议价能力，让资本得以维持高强度用工模式。
04 不卷才是社会进步的方向
在中国，一个「不求上进」的年轻人，可能要面临房租的压力、家庭的催促、职业的断层……所以，多数人很难复制「玉子」的选择。
「卷」是中国经济起飞的产物，曾是时代的馈赠，它承载了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渴望。但如今，我们似乎不能再依赖过去的那套「奋斗」逻辑了。
社会真正的进步，不是所有人都拼命奔跑，而是允许有人慢下来，但不被惩罚。
或许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：「我们不是不想慢下来，而是还没学会如何不靠‘卷’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」
当有一天，年轻人不再以「进大厂」为荣，工人不再因职业被歧视，加班不再被视为「奋斗」的象征时，或许才是我们真正走出「内卷」了。
但在此之前，「内卷」恐怕仍会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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